“禹门三级浪，平地一声雷。”随着这一联诗的吟诵，科举时代进士及第后命运骤然改变。

光绪三十年，五月二十五日（1904年7月8日），太和殿举行隆重的甲辰科大传胪典礼。典礼一如既往，韵乐器奏和鸣，鸣鞭响彻云霄。从大学士算起到三品以上官和新进士，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礼。礼毕过后，由礼部尚书把大金榜放到彩亭中的云盘内，导以黄伞，鼓吹前行……状元、探花、榜眼随榜亭到长安门内，顺天府尹于此处相迎，为他们进酒、簪花、披红、上马，再经过地安门骑马游金街。

虽然科举制度已经走到穷途末路的地步，但是朝廷对科举礼仪没有减少一丝的重视。

在殿试那天出版的《大公报》,还刊载了《礼部示谕》:“现奉到军机大臣面奉谕旨，嗣后新进士前三名于传胪前一日引见后，即赴该部演礼，鸿胪寺鸣赞官一并前往，带同演礼。钦此。为此出示晓渝，一甲三名进士，是日引见后，即赴本部演礼（演练，彩排）,勿得迟误。”

活动之前彩排是为了保证鼎甲游街能够按部就搬，不容易出岔子，所以才出此晓瑜。活动当天的成果来看确实不折不扣，极其隆重。

然而，1904年7月北京城内殿试发榜游街的喧天鼓乐声，成了中国科举史上绝响。

经历了风光无限的金榜题名 ，接下来等着这最后一榜进士的，将是不同于过去各科进士的命运。一部分进士可以说是命途多舛，但也有大部分可以说得上是时势造英雄。最后一榜进士，他们背负着过去旧时代的烙印，面对着新时代的挑战，伴随着清末社会转型，末代的进士也面临着自己知识体系的转型。为了他们的的转型，进士馆出现了。

设立进士馆之前，清政府曾有意将新进士送去北京大学堂仕学馆肆业，张之洞说设立进士馆吗目的就在于“增益普通学识，讲求法政、方言，以期皆能通时务而应世变。”《进士馆章程》表明进士馆“以教成初登仕版者皆有使用为宗旨，以明彻中外大局，于法律、交涉、学校、理财农、工、商……为成效。”每天上课四个小时，三年毕业。虽然这看似是为让以前的知识分子转型，接轨先当今社会，但进士馆设立一年多就废了，因为后续不可能再有学员。

后来1906年清朝学部请奏将所有学员送往日本东京政法大学，学满毕业回京一律考试。而经实践证明，原先在殿试名列前茅的在游学回国考试分数也较高，考试过后，根据成绩分派各类政府职务。

最后一榜进士多经历了清末礼崩乐坏和民国初年社会动荡的冲击，在后来的人生历程中分道扬镳。有的飞黄腾达青史留名，有的沉迹下僚默默无闻，不过总体而言，科进士出身者文化素养较好，事业起点也较高，做出成就者还是多数。

沈钧儒在政界做得非常出色，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长，谭延闿曾任国门政府主席、行政院院长，王庚在民国时曾任参、众院议议长，汤化龙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、众议院议长。甲辰科进士在文化界出名者较多。状元刘春霖是所谓“第一人中最后一人”，后留学日本，入东京法政大学深造。回国历任咨政院议员、福建提学使、直隶法政学校监督等职。民国初年任袁世凯大总统府内史。

七七事变以后，日本企图借用刘春霖的高名，想让他出任北平市市长，但是被他严词拒绝，宁死不屈，始终不愿为日本侵略者效劳，保持了晚节。1942年猝于北平。

末科榜眼榜眼朱汝珍回国后出版了《词林辑略》一书，记载了清代翰林详细的资料。

末科探花商衍鎏，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，在83岁高龄时写出了《清代科举考试述录》，1958年出版，1961年又出版了《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》。

末科进士贾景德根据自己的经历出版了《秀才·举人·进士》一书，1946年在香港出版。他们在历史贡献中画上了浓重的一笔，谁说科举就一定腐朽。

在他们的人生路途上奏出的乐章也为科举制发出了隔世遗响，成了中国科举史上特殊的插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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